夏恩兰，女，主任医师，教授，我国妇科内镜医学——宫腔镜诊治医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1955年毕业于西北医学院，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50余年。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宫腔镜中心主任，国际宫腔镜培训中心亚洲分中心主任，国家卫生部内镜专业技术妇科培训基地主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妇科内镜学组副组长，美国妇科腹腔镜医师协会会员，国际妇科内镜协会终身会员，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实用妇产科杂志、中国妇产科临床、国外医学妇产科学分册、中国医刊等杂志编委。公开发表论著193篇，主编书籍2部，主译书籍2部，参加编写书籍17部，获卫生部、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卫生局及西城区政府等各级科技进步奖25项，于1992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执业地点为北京复兴医院，请广大网友警惕不良医疗机构的虚假宣传。

1990年在我国率先引进并开展了宫腔镜电切术。10多年来用宫腔镜技术先后诊治了万余例妇女的异常子宫出血、子宫肌瘤、子宫畸形、女性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宫颈疾患以及计划生育合并症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操作极为娴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被国内外同行誉为“夏氏刀法”，手术成功率居国际先进水平。曾多次赴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瑞士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进行交流、讲学。在北京举办全国性宫腔镜技术学习班8期，培养来自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和国内进修医生百余名，多次在高研班、学术研讨班讲学。累计发表各类学术论文141篇。夏教授医德高尚，视解除病人疾苦为己任，获得患者及家属的高度评价。她孜孜不倦，为普及宫腔镜手术、提高我国在国际妇产科学界的地位、更多的帮助患者而努力工作。

擅长领域

运用腔镜微创治疗各类妇科疾病。夏教授于1993年创建了国内第一家宫腔镜诊治中心，至今已行宫腔镜B超联合检查术两万余例，宫腔镜手术6000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誉为我国妇科内镜医学——宫腔镜诊治医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其技术操作极为娴熟，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被国际同行誉为“夏氏刀法”，手术成功率达国际先进水平。

我是1932年生人，1955年毕业于西北医学院，之后在基层工作多年，1978年，来到北京复兴医院工作，从医60载，接诊病人无数。有人称我是“中国的宫腔镜之母”，要我自己说，我只是一名草根医生……

时代背景下我选择了妇产科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父亲带着全家从东北逃难来到河北，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又从河北逃到陕西，并在陕西定居了18年，直至我大学毕业。

我的父亲曾担任黑龙江省中东铁路局工程师，通晓英、德、俄、日语。父亲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我5岁时，开始跟随父亲学习英文。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同年7月，上海一所俄语学校招生，我想报考该院学俄语，但父亲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不能作为一门专业，坚决不同意我学习俄语。9月就要进行高考，而我却看不到自己今后的出路和发展方向，所以在那段时间，我感到很迷茫。接下来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西北工学院，但此时仍然处于迷茫期。父亲认为医生是自由职业，比起其他职业受限制少，医学专业可能更适合我。所以在考入西北工学院两周后，我又报考了西北医学院，并以第八名的成绩考入了该院，就这样，我踏上了学医求学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恰逢抗美援朝时期，在澎湃的爱国激情下，我们白天学习、晚上宣传，不知疲倦。在那个时期，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政府出台政策要求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西北大学医学院专门开设了妇产科专业，成为了我国仅有的开设了妇产科专业的医学院之一。在大学三年级分两个科，一个是野战外科，适应抗美援朝需要，一个就是妇产科，目的是降低围产儿死亡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迫切时代需要。我便选择了妇产科专业，从此与妇产科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基层妇女的遭遇坚定了我的决心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青海省人民医院(原青海中山医院)参加工作。那时候，医院规模不大，病房拥挤，小病房住12个病人，大病房要住20个病人。上世纪50年代正值我国第一个生育高峰，产科的忙碌可想而知。守产程、接生、拉产钳、做剖宫产，以至于麻醉都要自己做，我不仅学会了骶麻、腰麻、全麻，还熟练地掌握了气管插管技术。医生每天24小时值班，住在病房随叫随到。当时，医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只能把病历本放在大腿上，一条腿站着写病历，以至于后来大家都练就了“金鸡独立”的独特技艺。

俗话说“磨难也是财富”，我深深体会这句话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随北京月坛产院的下放人员来到甘肃省靖远县定西地区的一个矿区，虽然该地有黄河支流通过，但依然“十年九旱”，是全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工作环境的艰难可想而知。妇产科在当地不受重视，居民没有科学的卫生观念，医疗技术也较落后，这些都阻碍着妇产科工作的顺利开展。记得当时有一位年轻妇女，失血导致昏迷，检查后发现病人是子宫连续出血，血色素已降至1.5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建议马上切除子宫，可病人的丈夫却说：“不能切子宫，切了不男不女，成怪物了……”此外，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有些妇女仅因为子宫息肉或肌瘤，就需要切除子宫来保障生命健康，很多病人家属不理解，认为切除子宫会导致性别变化，切除子宫的病人也感到很自卑。这些病例对我触动很大，也让我意识到，一定要找出一种既能治病又不切除子宫的办法，最大限度地解除女性的痛苦，这也为我今后要做宫腔镜来改善女性健康事业奠定了基础。所以这十年，虽然我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我的收获是巨大的。

浅尝辄止的宫腔镜之缘

我能接触到宫腔镜技术要感谢我的导师——林元英教授。能结识林元英教授，要感谢当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李自新教授。当年，我在中苏友好医院(现为友谊医院)妇科进修时认识了李自新教授，得到他很多帮助和指导，后来经李教授的导师王耀云教授介绍，我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林元英教授相识，那时候林教授在举办卫生部的妇科癌症的培训班，每年一期，那是1956年，我们是最后一期。林教授可谓是我国宫腔镜的创始人。

当时林教授带着我们开始研究宫腔镜，在英国，有一种可以通过窄小的腔道来探测腔道内部情况的内窥镜设备。最初，这种设备是用来检查飞机部件的。慢慢的已开始引入医学界来探查人体的腔道。1965年，我们与上海市第五医疗器械厂合作，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套宫腔镜，并在离体子宫上进行了初步试验。刚开始进行了3例试验，那种感觉犹如水下游泳，因为子宫是一个盲腔，镜子在子宫内完全分不清方向，除了看到一个腔体外，一切的认知都处于混沌状态。不幸的是，文革时期林元英教授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并接受劳动改造，宫腔镜的探索工作被迫停止。

正式开启的宫腔镜之旅

1980年，我国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改革开放后，国内引进了很多国外的先进设备。1978年，下放人员陆续接到调令，我被分配到北京复兴医院工作，并继续研究宫腔镜治疗技术。

但是，当时关于宫腔镜技术可用于参考和学习的研究资料很少。1989年，MagosAL教授在BMJ上发表了第一篇宫腔镜技术相关的文献。该文报道了16例使用宫腔镜手术的患者，这些病人都是由于内科疾病(如白血病或血液病)导致的出血，应用过很多常规方法(止血药或宫缩剂)都无法止血后，MagosAL教授尝试使用泌尿科的小儿膀胱镜进行烧灼止血。结果16例病人中，1例在手术操作时因缺乏超声指导导致子宫穿孔而被迫终止手术，其他15例均成功。MagosAL教授的操作方法、治疗原理等方面，竟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当然，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们医院有9个科室，手术室很小，而且数量有限，各个科室的手术都安排得非常紧凑，这种新的手术方式自然不在安排的范围之内，我只能挨个去问各个科室：“哪天没有手术，手术室可不可以借给我?”，这种做法引起了其他同事的不满。为支持我开展工作，当时的李德祥院长提出：“凡是配合夏大夫做宫腔镜手术的同志，每人每台手术加4块钱!”在当时，4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大家都有了积极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找到一例合适的病人进行试验很关键，很多病人对这门新技术疑虑重重，担心手术失败，我们耗费了半年的时间才找到了第一例愿意接受宫腔镜手术的病人。

1990年5月4日，第一例功能性子宫出血病人的宫腔镜手术成功了。这种方法仅切除了子宫内膜，与传统的切除子宫方法相比，不开腹、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最重要的是保留了子宫，近期并发症少，远期也不影响卵巢功能。

此后，我又成功地完成了宫腔镜子宫内膜息肉摘除、子宫黏膜下肌瘤切除、输卵管疏通、子宫纵隔切除等手术。

这个信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病人慕名而来。2年后，国内外很多厂家开始生产专门用于妇科手术的内镜设备。25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宫腔镜手术团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72张床位，5间具有内镜设备的手术室，4台超声仪，医生队伍也在逐渐壮大。

1980年，北京复兴医院被首都医科大学纳为教学医院，现已成为其附属医院，现在复兴医院也已经发展成为了一家综合性的、多学科的三级医院，仅内镜病区就有72张床，妇科有36张床，产科50张床。成为教学和附属医院后，不仅带动了医院的快速发展，也对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更好的教授学生，我们必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自己的专业技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工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种习惯

虽然我早已退休，但是退休不退岗。每周一、三、四、五是我的病房工作时间。上午先交班，开晨会和重点病人的讨论会，之后进手术室做手术;下午整理手术录像，给学生讲课;晚上复习一下自己过去的工作，整理录像，看看新的资料，写文章、编书，翻译文字，修改学生的文章等等。有人问我：“您这么大年纪了，不累吗?”我通常会说：“年轻时就这样过来了，已经习惯了，现在要干的事情太多，时间太少了。”

将梦想和责任传承下去

国家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改善了，让他们有条件追求健康、长寿，我可以将多年的经验积累倾囊相授给更多的学生。所以，我是幸运的。

虽如今已年过8旬，但我仍感觉到肩上任务的沉重。感谢林元英教授让我了解了宫腔镜，感谢王耀云教授的介绍，感谢李自新教授的指导，感谢郑万育教授在工作初期对我的细心培养，感谢北京复兴医院众多老教授给予的帮助和指点，老师们做人、做事、对待医学的严谨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值得我终身向他们学习。

希望，我可以继续完成老师们未完成的梦想，并将梦想和责任传承给我的学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可以带更多的学生，更广泛的传播宫腔镜技术，把我国的宫腔镜技术做精、做大、做好、做强。

编后语：

夏恩兰教授被誉为“中国的宫腔镜之母”，正是她的坚持和努力，让更多的妇产科医生了解了宫腔镜技术，挽救了无数女性的子宫，让她们如愿地成为了妈妈。她总说自己是一名草根医生，但草根医生与平民百姓的接触最多，最能体会普通人的疾苦。

尽管夏恩兰教授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但骨子里是个单纯而质朴的女性，她总是将头发梳成马尾辫，她的眼神清澈、慈祥，她的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同事们把她比喻为一盏燃烧的灯，她用心做灯芯，用毕生精力做燃料，照亮了自己的征程，也点燃了他人的生命之光。

采访前，并不知道夏恩兰教授正在医院休养，但她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夏恩兰教授说过，她的梦想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带更多的学生，更广泛的传播宫腔镜技术。这对我的触动很大，在此对她衷心地说一句：您辛苦了!

也许，现在，她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夏恩兰教授决定在国内引进并开展宫腔镜电切术的时候，她已经58岁了，这是很多人已经退休的年龄。但从那之后的这26年间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宫腔镜诊治中心，从最初的一张床，发展到现在两个病区，72张病床，但病人还是要等2~6个月才能排上床位。

“我今年84岁，很快就85了，但有句俗话说的好，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所以一定要在临床中不断实践和总结，才能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夏恩兰教授近日在接受《医学界》专访时说，已经84岁高龄的她依然还奋斗在临床一线上。

站在宫腔镜金字塔尖的人

尽管已经84岁了，夏恩兰教授的日程排的依然很满，她拿出一张近期的日程表，几乎每天都在天上飞，在短短10多天里，她到过了国内外10多个城市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她解释说：“最近学术活动比较集中。”

不外出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夏恩兰教授每天早上7点钟就到医院了，在医院里的工作同样很忙碌。她说：“7点到8点处理科室事务，8点科室交班，交班后讨论疑难病例，重点病人要特别去看一看，8点40分到手术室，9点前一定要开始手术，我们有5间手术室，5组同时进行，作为主任我巡回观察，也有一些病人是我亲自手术的。”

夏恩兰教授亲自上阵的有两种手术都是她自己开创的，一种是复杂罕见的畸形子宫矫形，另一种是宫颈机能不全的腹腔镜宫颈环扎术。

有症状的畸形子宫需要手术矫形，在宫腔镜没有问世之前都需要开腹，不仅创伤大，而且有些是开腹也解决不了的，而宫、腹腔镜的问世开创了畸形子宫矫形的新纪元。夏恩兰教授介绍，单角子宫、T型子宫、斜膈子宫、完全双角子宫这四种手术中心做的例数最多、而且术式也最创新，上述畸形子宫经过矫形后，部分病人成功的分娩了孩子，圆了做母亲的梦!她将成功的经验写成论文，发表在我国权威的中华妇产科杂志上。她在《中国宫腔镜20年》的演讲中介绍了这些手术，并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以单角子宫为例，发病率1/4000，有些患者能生育，有些频繁流产或不孕，以前这种病不能生育的也没办法，而对于不能生育的女同志，尤其是在农村的，家庭地位会很低。如果这些病人没有其它不孕因素，夏恩兰教授就想能不能在做过的大量畸形子宫矫形手术成功的基础上对它矫形，后来成功了。“我总结了38例，其中16例已经生了孩子，两例正在妊娠中。”

宫颈机能不全造成反复流产占全部妊娠病例的1%，多发生在妊娠中期。近50多年来的治疗方式是在妊娠中期从阴道把宫颈内口环形缝扎起来，叫做妊娠期经阴道宫颈环扎术，因为难以扎到薄弱的宫颈内口，成功率在60%~80%左右，不成功的妇女的结局就是终生不能生育了，在多次流产后，她们身心俱疲，甚至家庭关系难以维系。夏恩兰教授介绍，在美国有一个墓地，里面埋葬的都是这种病例流产的胎儿，供悲痛欲绝的妈妈们悼念她们失去的孩子。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有位大胆的妇科医生用开腹的方式环扎宫颈，成功率可达95%，但代价是开腹，创伤大，而且如果某种原因不能继续妊娠，只能再做手术取出环扎的带子，才能排出胚胎，病人要再遭受一次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很多开腹手术被腹腔镜手术替代后，也有先驱开始尝试做腹腔镜下的宫颈环扎。2006年夏恩兰教授在法国参加学术会议，会上看到一例腹腔镜下环扎手术视频，她赶紧拿摄影机录制，但只录到了后半段，这个手术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回来之后就着手开展这项技术，第一例就取得了成功，患者生了一个健康女儿。

和国外不同的是，夏恩兰教授后来又改进了这项技术，国外是解剖的方法，要打开膀胱和宫颈之间的腹膜，在宫颈旁的阔韧带前后叶开窗，分离出宫颈侧方的子宫血管，然后才能环扎，这会产生一定的创面，甚至会增加出血的风险，做了两例之后，夏教授就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进，并把这个手术取名为“极简式腹腔镜宫颈环扎术”，手术的方法是不再打开膀胱和宫颈之间的腹膜，不在阔韧带前后叶开窗，不分离子宫血管，而是用带有环扎带的针直接穿刺，极大的减少了创伤，缩短了手术时间，简化了手术过程，因为简单，夏教授做了100多例后就开始带学生，并且连续三年在学术会议上播放手术视频，报告最新学术进展，并且把手术从孕前发展到了孕期。

“有些病人已经怀孕了，有些是在等床位过程中怀孕了，不能看着孩子死掉。”夏教授的团队现在已经做了近500例，成功率达96.4%。夏教授说：“我马上去英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们就是让我讲这个技术。”

国外能做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

夏恩兰教授开展宫腔镜手术已经26年了，最初跟她一起工作的助手也已经退休，后来她对夏教授说，我没想到你能够成功，夏教授回答他说，国外能成功，国内为什么不能做成。

夏恩兰教授并不是在她58岁那年突然想起要开展宫腔镜技术的，早在1965年她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跟随林元英教授进修，林教授是协和医院林巧稚教授的同班同学，并称我国妇产科界的“南北双林”。他告诉学生们英国有种内窥镜技术，可以探查人体，但设备刚生产出来，还没来得及看明白，文革就爆发了，林元英教授受到冲击远走加拿大，直到90年代初才回国。

1992年林元英教授去世，夏恩兰主任未能赶去上海，写了一封信过去，信中表示一定会继承林元英教授的未竞事业。现在，夏恩兰教授还说：“都说我是宫腔镜之母，我说你们知道吗，宫腔镜还有个姥爷呢。”

虽然跟林元英教授了解到了这项技术，但动荡的社会并没有给夏恩兰教授太多时间，1969年她被下放到最偏远落后的甘肃省靖远县。“怎么证明这里落后呢，有一天我在医院看到一本《当代》杂志，翻开后有一篇叫《寂静的山村》的文章，就那么巧，第一句话就是‘在我国最贫穷落后的甘肃省靖远县’。这个地方的女人不能没有子宫，没了子宫就被认为是不男不女，结了婚的会被退回娘家，娘家也养不了她，有的就自杀了，所以这里的女人宁可流血而死，也不肯切除子宫。”

在甘肃靖远地区生活工作了10年之后，夏恩兰教授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才有了进修、学习的条件，她一直记着甘肃那里的病人不肯切除子宫，非常凄惨，所以她要寻找到能够保留子宫的治疗方式。

1989年《英国医学杂志(BMJ)》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位英国专家尝试用小儿膀胱电切镜进入宫腔治疗子宫出血，16例中成功了15例。此后夏恩兰教授开始用这项技术帮助病人保留子宫，并深受患者欢迎，“住院登记单都能摆一尺厚。”

但当时要在国内开展这项技术十分艰难，复兴医院当时只有9个科室，都有固定的手术日，夏教授没有手术日，所以每天都到处询问能否排个手术，而好不容易手术科室同意了，麻醉师又协调不上了，“要开展一台手术困难极了。”

不仅是院内的困难，在院外学术界也一片反对之声，一位有影响的医生认为这项技术是胡闹。为了寻求支持，夏主任邀请协和医院的宋鸿钊教授到复兴医院会诊，会诊之后留他吃饭。宋教授不修边幅，头发乱糟糟的，夏主任有三个弟弟，抗战时期家里没条件，都是夏主任为弟弟们收拾头发，所以她说女同志的头发我不会收拾，就会收拾男同志的，就提出为宋鸿钊教授理个发。理发的时候，夏主任把关于宫腔镜技术的资料拿给宋鸿钊教授看，并询问宋教授的看法，宋教授看完以后说可以开展。有了宋鸿钊教授的支持，夏主任又在当时北京市卫生局高寿曾局长的帮助下，批了五千元科研经费支持，这样，夏恩兰教授才得以进行开题报告。

26年来，夏恩兰教授在宫腔镜技术领域越走越远，多项技术在国际领先，病人蜂拥而至，有人问是什么支撑着她在那么多困难下一路坚持下来，她说：“因为我对老师表过态，另外我觉得国外能做的技术我们应该也能做，还有这一路上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我也做不下去。”